之前刷到过这样一段话：
傲慢意味着绝对无反思性，当傲慢被反思，傲慢却已消失。傲慢无法被本人察觉。同理，真诚也是一样。所以傲慢和真诚同构。
傲慢与真诚
本质上还是信息的不对称性。傲慢是把自己偶然的视角当做绝对的尺度。而人似乎需要傲慢，也就是暂时的确信，才能活下去。否则就会陷入无止境的批判，能指链也无止境地滑动。
每个人暂时确信的视角必然不同，真诚的交流也必然会引发矛盾。 要么口头保持谦卑，心里继续保持傲慢。要么痛苦地去扭曲并否认原来的自己。 真诚本身并不带来和解，它只带来碰撞。
似乎不管哪条路都有痛苦，而痛苦只得自己去消化。又或是继续随众人沉沦，但沉沦不是痛苦消失，而是在被宏大叙事规训的情况下，把自我的痛苦投射到一个具体的对象上。
两个例子
安乐死
安乐死目前依然不被普遍允许。但先不讨论具体法案，只从帕累托改进（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，至少使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）的角度来看，饱受折磨的患者通过安乐死结束无法忍受的痛苦，主观福祉会极大提升。反对者并没有因此遭受物质损失、健康受损或权利被剥夺。
但为什么依然不被允许？因为这里的“境况变糟”还包含主观的、非物质的、基于价值观的感受。这揭示了一种反对者的傲慢：这一部分人用自己的价值标准（生命必须自然终结）去覆盖另一部分人（承受极端痛苦者）对自身幸福的定义。
此外，路径依赖和不作为的道德风险，也会让立法者更加谨慎。这或许也是安乐死至今仍没有被普遍允许的原因之一。
反乌托邦：《美丽新世界》
在赫胥黎的《美丽新世界》中，世界由集权政府统治，社会高度稳定。未来人类靠基因工程批量制造，再用药物和娱乐控制情绪，大多数人都被安排在幸福快乐的状态。
其中有一位从小读莎士比亚，有宗教情感，相信爱情和苦难的意义的“野人”约翰被带到了文明世界，却对这个没有自由、没有深度的”天堂”感到窒息。他试图用苦行找回人性的尊严，但最终被围观和骚扰逼到绝路，选择自杀。
这反映了作者赫胥黎对“乌托邦”持一种悲观的态度，认为这抹杀了人类的自由、爱情、思考等等。然而我想讨论的是，赫胥黎的视角基于他自己既有的框架。他从未真正主观体会过这种“未来人类”的幸福，却依着自己原有的傲慢去讽刺、诽谤。最终这种无法消解的苦痛是“未来人类”的，还是赫胥黎的呢？这算是赫胥黎的前理解所形成的价值观判断，构成了他的傲慢。这种傲慢又终成为自己的牢笼。
赫胥黎在反对乌托邦时，抗争本身也算一种内心的扰动。他终究没有主观体会过“未来人类”。换句话说，关于莎士比亚、关于生命意义等议题，又何尝不是另一种“被设计的自由”？每个人的前理解都是特定文化、教育、基因背景等产物。而这种前理解是每个人傲慢的源头，也是我们认识世界时不得不依赖的方式。
回到自己
傲慢固有，而以上的论断也是我自己的傲慢。我想说的是，在每个人的傲慢碰撞中，尽量注意并承认这一点。为了内心的无扰与幸福最大化，放过他人，也放过自己。
如果能保持内心的丰盈与自洽，在一定范围内，只要不被对方过度侵犯，也可以顺着对方，保持无条件积极关注。毕竟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傲慢能够被认同、被看见。在我看来，保持人本主义也是实现幸福最大化与帕累托改进的一种方式。
当然这种“顺着对方”也可以解释为一种不真诚，但前提是保持内在的丰盈与自洽，该前提下的自己如同“盈满的水”，自然溢出的部分分他人一点也无不可。这时候的“顺着对方”不是刻意的委屈或策略，而是一种有余裕的包容。
而当双方都处于这种“盈满”状态时，平等而真诚的交流才真正成为可能。这时不需要通过否定对方来确认自己，也不需要害怕被对方的观点吞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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